1/13《工商時報》專欄:天爵與人爵

2017-01-13
工商時報/A06版/政經八百

冬陽暖暖,映著人心也爽朗了起來,2016年12月8日,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舉辦第一屆北大「信義講座」,由前台大校長孫震教授,以「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」為題發表演說,筆者有幸追隨,並參與座談。本文分享筆者個人親身經驗,以饗讀者。
孫校長的演講擲地有聲,直指現代人該如何走出世界經濟的當前困局。答案就在儒家倫理中的義先於利,以矯正現代經濟追求利潤不顧創造價值的盲點。
孫校長指出,技術進步是經濟成長的關鍵,有持續的技術進步,才有持續的經濟成長。過去(18世紀以前)由於缺少持續的技術進步,致使經濟發展長期停滯。直到工業革命之後,技術進步才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下,取得連續不斷的性質,使勞動生產力、總產值與人均產值連續增加,成就了我們所熟知的「現代經濟成長」。
傳統停滯時代的儒家思想,鼓勵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,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,增進人民的幸福。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就是孔子的「正名」。
孔子回答子路問君子:「修己以安人、修己以安百姓」(論語.憲問)。追求個人完美,幫助大家過好日子,達成社會和諧安定,就是孔子的道。「君子」則是孔子所創造出的典範人格。儒家鼓勵人人做君子,不汲汲營營追求自利,而是從自我實現中成就幸福人生。
不過,由於逐利是人性,所以整體社會必須具備「獎良善、懲不肖」的誘因制度,才能有效引導個人往「君子」方向努力,促進社會和諧安定,以實現一定技術下最大可能的總產值。這個誘因制度在孔子時代就是禮。
一如孟子有關「天爵」與「人爵」的闡釋(孟子.告子)。美德是上天給的地位,功名利祿則是社會給的地位。在一個具備良好誘因制度的理想社會中,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」;若有人以修天爵做為要人爵的工具,目的既遂後棄其天爵,最後肯定會失去人爵。時至今日,竟出現等而下之的情境…,有時得棄其天爵,才能得到人爵,這樣的社會不僅難以永續,恐怕也離崩潰之期不遠矣。
其實,現代經濟學之父-亞當.史斯密(Adam Smith),在《國富論》(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)之前,曾出版過一本《道德情操論》(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),為前者奠下了深厚的倫理基礎。
亞當.史密斯與儒家對於典範人格的想像極為類似。他認為:人有利己之心,也有利他之心。我們關心自己的利益,所以會有「審慎」的美德;我們關心他人的利益,所以會有「公平」與「仁慈」的美德。「審慎」使我們追求物質福利、社會地位與名聲,「公平」是不減損他人利益,「仁慈」是增加他人利益。史密斯的仁慈相當於孟子的天爵。
一位企業家如果為社會創造價值,從中取得公平的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利潤,就是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。」反之,若只想追逐利潤,不想創造價值,只要人爵、不顧天爵,不過只是圖利忘義的一介商人,甚至可能傷害整體國家社會。
以上是孫校長的演講概略。透過孫校長的精要詮釋,我們可以知道,不論是在傳統停滯時期或是現代成長時期,各領風騷的東西兩大哲人主張幾乎如出一轍(孔子-先義後利、亞當.史斯密-自利之心常受理性與良心的節制),顯示儒家倫理不單只是啟發人心、規範行止的道德圭臬,更應該是經世濟民、造福社稷的實用準則。
尤其在現代社會中,企業的功能與影響有時比政府更加深遠,如果身在企業界的每一個人,都能本於儒家倫理,講信重義、以誠待人,相信不僅可以協助世界經濟走出困局,或許還能同時成就「經濟持續成長」、「社會和諧安定」,與「全民福祉最大化」三大目標!

冬陽暖暖,映著人心也爽朗了起來,2016年12月8日,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舉辦第一屆北大「信義講座」,由前台大校長孫震教授,以「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」為題發表演說,筆者有幸追隨,並參與座談。本文分享筆者個人親身經驗,以饗讀者。

孫校長的演講擲地有聲,直指現代人該如何走出世界經濟的當前困局。答案就在儒家倫理中的義先於利,以矯正現代經濟追求利潤不顧創造價值的盲點。

孫校長指出,技術進步是經濟成長的關鍵,有持續的技術進步,才有持續的經濟成長。過去(18世紀以前)由於缺少持續的技術進步,致使經濟發展長期停滯。直到工業革命之後,技術進步才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下,取得連續不斷的性質,使勞動生產力、總產值與人均產值連續增加,成就了我們所熟知的「現代經濟成長」。

傳統停滯時代的儒家思想,鼓勵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,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,增進人民的幸福。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就是孔子的「正名」。

孔子回答子路問君子:「修己以安人、修己以安百姓」(論語.憲問)。追求個人完美,幫助大家過好日子,達成社會和諧安定,就是孔子的道。「君子」則是孔子所創造出的典範人格。儒家鼓勵人人做君子,不汲汲營營追求自利,而是從自我實現中成就幸福人生。

不過,由於逐利是人性,所以整體社會必須具備「獎良善、懲不肖」的誘因制度,才能有效引導個人往「君子」方向努力,促進社會和諧安定,以實現一定技術下最大可能的總產值。這個誘因制度在孔子時代就是禮。

一如孟子有關「天爵」與「人爵」的闡釋(孟子.告子)。美德是上天給的地位,功名利祿則是社會給的地位。在一個具備良好誘因制度的理想社會中,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」;若有人以修天爵做為要人爵的工具,目的既遂後棄其天爵,最後肯定會失去人爵。時至今日,竟出現等而下之的情境…,有時得棄其天爵,才能得到人爵,這樣的社會不僅難以永續,恐怕也離崩潰之期不遠矣。

其實,現代經濟學之父-亞當.史斯密(Adam Smith),在《國富論》(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)之前,曾出版過一本《道德情操論》(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),為前者奠下了深厚的倫理基礎。

亞當.史密斯與儒家對於典範人格的想像極為類似。他認為:人有利己之心,也有利他之心。我們關心自己的利益,所以會有「審慎」的美德;我們關心他人的利益,所以會有「公平」與「仁慈」的美德。「審慎」使我們追求物質福利、社會地位與名聲,「公平」是不減損他人利益,「仁慈」是增加他人利益。史密斯的仁慈相當於孟子的天爵。

一位企業家如果為社會創造價值,從中取得公平的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利潤,就是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。」反之,若只想追逐利潤,不想創造價值,只要人爵、不顧天爵,不過只是圖利忘義的一介商人,甚至可能傷害整體國家社會。

以上是孫校長的演講概略。透過孫校長的精要詮釋,我們可以知道,不論是在傳統停滯時期或是現代成長時期,各領風騷的東西兩大哲人主張幾乎如出一轍(孔子-先義後利、亞當.史斯密-自利之心常受理性與良心的節制),顯示儒家倫理不單只是啟發人心、規範行止的道德圭臬,更應該是經世濟民、造福社稷的實用準則。

尤其在現代社會中,企業的功能與影響有時比政府更加深遠,如果身在企業界的每一個人,都能本於儒家倫理,講信重義、以誠待人,相信不僅可以協助世界經濟走出困局,或許還能同時成就「經濟持續成長」、「社會和諧安定」,與「全民福祉最大化」三大目標!

回到上方